毛茛科的药用植物有哪些（毛茛科）

(61)参见石肖雪：《宏观行政过程中的关联行政行为认定、效力与救济》，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这正是这一问题令人纠结之处，因为无论是从三定规定的制度功能看，还是从三定规定的规范性内容看，似乎都很难说它与正式的行政立法有什么区别。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这其实就体现了国务院制定的无名规范对于国务院各部门有名规范的支配力。

在制定主体上，有的认为三定规定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22)有的则认为是国务院办公厅。其他主体为何不是三定规定的制定主体？展开来说，第一，国务院各部门作为起草机关和报批机关，其并不具备自我赋权的法律资格，(33)对三定规定的内容也不享有最终决定的权力。(22)参见前引①，应松年、薛刚凌书，第79页。(46)参见前引(45)，盐野宏书，第6页。机构的编制等五项内容。

李洁琼：《法治视域下的三定规定功能研究》，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通过申请获得行政事业单位收费许可证后，便享有向特定服务对象收取费用的权力，有关组织和个人等特定对象应当缴费。行政机关在长期实践中以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为指导，为实现规制违法、维护社会秩序等行政治理目标而创新了诸多教育性质的措施。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亦有不予执行处罚的规定，但大部分并未规定处罚之外的处理措施，使违法规制处于空白，此时即可通过行政教育加以引导规范。因在相对温和的执法过程中感受到尊重和关怀，相对人可以更好地理解执法、重视规则、抵触违法。由该原则衍生出的教育优先、寓教于罚、以教代罚等子原则构成了行政处罚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违法并不当然地指向处罚，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立法中大量存在不予处罚、可以不予处罚、不予执行情形且未设定替代处理措施。

而在矫正教育中，教育决定与履行的时空分离，相对人需专门投入时间精力。教育以违法为前提，无违法则不教育。

在建议相对人从事协助纠正违法活动、社区服务等教育中，建议的表达结束时，行政机关的职责即完成，相对人履行不以强制执法为保障。进入专题： 行政教育措施 文明执法 。当违法行为发生并经行政机关调查与决定后，并不当然指向处罚，据《行政处罚法》第25、27、38条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4条等，在相对人不具备责任能力、违法行为轻微等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或可以不给予处罚。如上所述，非制裁性的教育措施亦可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对相对人权利造成实质影响，故事实行为不应存在过高的恣意裁量风险。

其二，刚柔并济实现处罚之温度。在目的层面，教育是应然性的，为罚而罚属于合目的性背离。一方面，作为对违法的矫正与预防，教育的适用应拓展至必要的范围。(1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行再108号行政判决书。

在决定不予处罚的情形下，教育可单独适用。将责令诫勉约谈等广义训诫措施视为非处罚性的柔性教育，亦有利于回应因定位不清无法主张司法救济的制度争议。

建议在第7条增加第2款或新增1条：行政教育的种类：(一)谈话训诫等言辞类教育。相较于行政处罚措施而言，行政教育措施具有程序上的前置性、优位性、过程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人文性、替代性。

有权利必有边界，有违法必有规制，《行政处罚法》第1至4条规定执法机关有规制违法、维护治理秩序与公共利益的职责。而行政教育不产生此法律上的效果，这一法律属性显著体现在行政教育的辅助性、非制裁性、非强制性三个维度。以针对不同类型相对人的规制选择为例，以处罚为主的执法方案偏向自然人惩戒，针对自然人的行政处罚尚以短期自由罚为最高限且不涉生命健康。相对人可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一)项，第70、74、75、77条，以及第76条等提起行政诉讼并请求法院裁撤重做、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变更、责令补救或赔偿。在体验教育的标识与时限上，应禁止以标签符号等方式变相放大否定性评价，如佩戴我违法我治理字样袖章等。但在实践中，囿于规范性阙如，教育往往沦为虚置。

教育作为行政机关法定的处置措施，其与处罚类似，会对相对人行为赋予否定或非法的评价。故行政教育的适用更多与行政处罚相联系，而由于行政教育尚未构成法定的行政行为，在复杂多样的执法情形中，其主要作为行政处罚等执法措施的辅助选择。

(三)行政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行政教育源于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性导向。⑧虽不意味着制裁，但教育措施也往往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如一般情况下公众会对被执法的事实作出消积评价。

(二)行政教育措施的辅助性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等规定，行政教育以违法为前提，有错误才有纠正的必要，此即合理行政之要求。而谈话、体验等教育措施不仅在实施过程中更为平等温和，为相对人保留选择、表达的自主空间。

④应松年、张晓莹：《〈行政处罚法〉二十四年：回望与前瞻》，《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一方面，教育的温和活动消解了治理双方的对立。与处罚配合适用的教育亦应参考《行政处罚法》第75条规定的申诉、检举等监督机制。其二，教育贯穿于处罚过程中。

司法实践亦鼓励行政机关的自我纠正：行政机关对已作出行政行为的自我纠错，属于自我监督的性质，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贯彻和落实，应当遵循谁行为、谁主体而谁纠错的原则。在第57条增设第3款：调查终结，根据不同的处罚决定，行政机关可对行政违法行为决定单独适用或与行政处罚并用行政教育。

教育的意思表示不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物理性链接，其不直接使用暴力控制等手段，亦不以国家权力等强力作为必须履行的威慑。鉴于违法情形错综复杂，对于违法程度轻微、违法出于需纠正的主观过错等情形施以针对性的教育合理且必要，而对前者中未达到警告以上制裁的轻微情况径行处罚则难以适应过罚相适应等合理行政原则之要求。

最典型的适用场景为不予处罚而仅施以教育，即《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不予处罚+教育。⑩David Garland,Punishment and Modern Society.A Study in Social Theo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p.1.(11)李建华、何松威、麻锐：《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这就需要教育与处罚相配合，如在行政机关依法裁量可以处罚，亦可以不处罚并施以行政教育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综合考量案件事实后，依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以教育措施中止处罚程序，此时教育即发挥处罚前置程序的作用。处罚效用主要基于惩戒性，严厉执法往往会使相对人主观抵触，纠正效果一般，即惩罚一直无法实现，会不断削弱其效果⑩。《行政处罚法》第33条第3款进一步强调教育适用，即欲通过多元执法措施实现规制违法、恢复秩序、维护公益的目的。在特定社会环境之中，教育的负面评价难免在事实上减损公民权益，出现次生性不利后果，教育决定和执行应考察潜在的不利后果并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

区别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以物理强力为保障的执法手段，行政教育所体现出的柔性即非强制性，是现代行政执法的趋势。③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1条第(七)项明确公安机关可将参加社会服务活动作为矫治教育。

行政机关施用频率颇高的训诫类措施，其名称与实践本身即含有诫勉、引导等教育性色彩。一方面，处罚与教育之严厉属性存在差异，对于违法严重程度达到处罚标准的情形不予处罚时，需教育条款的明示，以杜绝违法责任的规避。

(一)行政教育措施的规范化随着更多类型教育措施的创设与施用，行政教育制度的规范构造愈加必要。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人身权限制、财产权处分已不能肆意施用，信息的高速传播与社会主体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时间精力、政治权利、尊严声誉成为不亚于生命健康的权益，其保障公民、组织在社会运行中更好地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参与决策管理，故行政教育及其执行方式不得牵涉上述四项权利的直接减损。